没有锋芒却怀有嫉妒：官方对惩罚他人繁荣的执念

在最近广为传播的官方节目《Con Filo》的一段视频中，记者米歇尔·托雷斯·科罗纳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一些古巴人的繁荣，特别是与岛上新兴的小微企业（MIPYMES）相关的人士。

然而，托雷斯避免提及卡斯特罗家族的繁荣，这个家族以及政权高层和他们的子女，自“革命”开始以来，便享有着特权，在世界各地旅行并尽情享受。对于这种繁荣，他并不在意。他并没有批评在马德里购物或在地中海游艇上享受生活的人。对于那些居住在豪宅或在国外求学的政权高层的子女，他也没有感到震惊。他唯一在意的，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和生意赚取财富的人。至于那些以公共资金旅行的人，反而不在他的批评之列。

所谓的“与不平等斗争”其实不过是对繁荣的攻击。我们要明确，问题不在于不平等，而在于普遍的贫困。而解决之道并不是攻击那些成功摆脱贫困的人，而是让其他人也能够追求同样的目标。

为什么古巴人不能做梦？

官方言论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平等的意义在于所有人都应该同样贫穷。托雷斯·科罗纳和其他政权发言者的主张基于一个前提：有些古巴人富裕（能够购买汽车或支付高额电费）的存在是一种社会不公。然而，难道更合乎逻辑的不是希望所有古巴人都能有机会达到这种繁荣水平吗？

经济并不是一个有限的蛋糕。财富并不是一种宝藏，当某人占有一部分时，其他人就会失去一部分。财富是可以创造和增值的。一个开办企业的创业者并没有从他人那里剥夺什么。相反，他是在创造就业机会、服务和之前不存在的产品。当一个古巴人进口一辆新车时，这辆车并不是从别人的财富中分出来的；而是源自于他的努力和在市场上创造价值的能力。

托雷斯·科罗纳以及许多其他政权发言人的论调，只在共产主义的逻辑下才有意义：一切归国家所有，因此，任何人所拥有的“多余”之物都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然而，在一个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力获得繁荣的世界里，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繁荣不仅不会使他人贫穷，反而在很多情况下会为所有人创造倍增的机会。

真正的社会公正不是指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

在本质上，这段话不过是自1959年以来一直主导古巴卡斯特罗主义政治的同样的嫉妒情绪。最初攻击的是富人，接下来是企业家，再后来是小商人、天主教徒、同性恋者、喜欢听摇滚乐的人或留长发的人。任何一个显得突出、与众不同或超越平均水平的人，都会被视为敌人。现在，轮到了中小企业的创业者。

信息很明确：“如果我不能拥有它，你也不应该。”这种心态使古巴陷入贫困。以平等之名对繁荣的抵制，不仅没有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反而确保将那些能够脱颖而出的人拖入普遍的贫困之中。

但我们无法回避另一个分析：确实，在当前的中小企业中，有许多古巴企业家在用自己的资金和努力，甚至借助海外亲友的帮助来创办企业。然而，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人是政权高层的亲戚、熟人、朋友或简单的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和人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繁荣的公司。这些企业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因为政权有意给予一小部分“受控企业家”特权。

他们希望古巴人对他们在各方面都依赖：从配给粮食到互联网服务、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

这种现实揭示了权力高层内部的矛盾。一方面，有人将这些中小企业视为维持一定经济开放的机会，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的，前提是利润只能由政权的合伙人和家庭成员掌握。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为教条的派系，甚至不愿接受这一点。对于第二个群体来说，任何私人繁荣的迹象，尽管受控，都对“社会主义平等”的叙述构成威胁。

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内部斗争在《Con Filo》等节目中有所体现。像米歇尔·托雷斯这样批评中小企业（MIPYMES）的人，通常代表着更为正统的立场，他们将私人财富视为一种异端。这一派不仅反对普通市民的繁荣，还质疑政权“官方伙伴”的利益，这揭示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他们并不攻击卡斯特罗家族的巨额财富或将军的子女，但确实针对那些代理人和较小的盟友，这可能是内部经济控制斗争的一部分。

问题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不平等，而在于缺乏自由。令人不满的是，只有一小部分好友能够轻易创办企业，而其他的古巴人却无能为力。所有古巴人都应当拥有自由来创办任何类型的企业，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行动、思考和表达的社会中，生活的多样性自然会出现。有人可能选择简单的生活，而有人则会为追求更多而努力，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庭。但这样的选择应当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公正并非所有人拥有相同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古巴人不能追求梦想？

古巴政权从未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们控制着言论、资源、教育和经济。他们希望古巴人对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保持依赖：从口粮分配到互联网服务、就业和商业机会。任何独立的迹象都会受到压制、没收或公开诽谤的惩罚。

道路不在于与繁荣的斗争，而在于为自由而战。当我们拥有自由时，所有人都将更加繁荣。在那个时刻，Michel Torres和他的“Con Filo”只会成为制度化贫困时代的回忆。